高中伟、黄怡文 | 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历史呈现与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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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中伟，历史学博士，教授，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教育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党建领域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近10项，出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研究》《新中国城市社会组织整合研究》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研究成果获得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黄怡文，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民日报》《四川大学学报》《求实》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10余篇，参与编纂学术专著2部。

高中伟

黄怡文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我修复能力”重要命题为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新视角。作为一个使命型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依靠自我修复能力有效抵御和清除了自身肌体的各种“病症”。中国共产党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优良的自我修复基因，源自长期的斗争历练与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的自我监测能力，敢于直面自身缺点和问题的自我纠错能力，善于辨证分析问题的自我诊断能力，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治愈能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不断检视问题、修复肌体，呈现出通过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自我修复的良性循环的演进轨迹。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百年党史；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仅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经过百年栉风沐雨，已发展成为一个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发展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正是这种独特的政治优势隐藏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奥秘。近年来，学界在研究和阐释中国共产党具有持久生命力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绝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优良特质决定的，这些特质主要有远大的理想追求、科学的理论引领、严明的纪律规矩、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等等。也有学者重点从中国共产党的某一特质出发进行解读，提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重要经验，勇于自我纠错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的活力之源泉”。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后，学界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更多聚焦在“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或品格上，包含自我革命的内涵意义、品格特征、生成逻辑和实践路径等多个方面。而近年来海外“中共学”研究多把中国共产党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原因解释为具有“调适性”（adaptability）。美国学者沈大伟在《收缩与调适》一书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弹性的组织”。剑桥大学马丁·雅克也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调适已经成功“找到了使自己保持活力与年轻的方法”。国内外学者从自我革命、自我纠错以及适应性、调适性等角度进行探讨，前者把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原因归结为特有的精神或品质，但没有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在能力上的卓殊性，尤其是在核心能力上的比较优势；后者虽然在能力范畴展开讨论，但更多将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动力来源归结为外部环境挑战，对内生动力的研究和关注不足。本文试图在建党百年的长时段视野中呈现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揭示其生成逻辑，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启迪和思想智慧。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核心要义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并强调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借鉴现代医学理论，针对百年大党何以永葆青春活力提出了“自我修复能力”的重大命题，向全世界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奥秘，也为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自我修复能力的科学内涵

       “自我修复能力”命题的提出，是对自我革命命题的延伸和拓展，将自我革命精神的着眼点放到自我修复能力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升华，为更好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从词源学意义上看，自我修复能力源于现代医学理论，是指生命体依靠自身所带的免疫系统通过免疫监视、免疫防御、免疫自稳等功能，以达到发现病源、清除感染、提升免疫力的目的。自我修复能力是生物体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捍卫机制，由于其作用发挥依托于生命体自带的免疫系统，因此也被称为“免疫力”或“自愈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同样需要自我修复能力来抵御和消除自身肌体的“病症”。正如刘少奇曾指出的，“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打铁必须自身硬”，“硬”不仅体现为不轻易生“病”，同时体现为极强的“自愈力”，即使生“病”也能快速自愈，从而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实现长期执政。

       从过程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修复能力包括发现、承认、分析和改正自身缺点和错误四个闭环步骤。列宁早已对此展开过阐释与反思：“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自身肌体的病症时，“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修复能力是指，中国共产党为了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依靠自身力量自觉发现、承认、分析和纠正自身缺点和错误的能力，这四个方面能力依次相继、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自我修复能力的内在逻辑。

（二）自我修复能力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进程中能够不断成功修复自身肌体的“病症”，与坚持科学的原则有关。一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既纠正了错误、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维护了统一，成为党自我修复的重要原则。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继承和发展。二是防患于未然。就肌体疾病的演变而言，一种疾病从最初萌芽到最终形成，是由小变大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因此，自我修复必须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努力将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和量变阶段。正如毛泽东指出：“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发现问题“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才能避免错误带来更大损失。三是标本兼治。自觉把系统思维运用到自我修复实践中，既坚持“当下改”的决心和举措，又善于一隅三反，及时建立和完善“长久立”的制度和机制。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历史呈现

       一个政党生命力的强弱，既要看它在顺境中的表现，更要看它在面对自身缺点、错误以及由此带来的重大风险挑战时所具有的态度、意志和能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这并不代表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缺点或错误。这里的“正确”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正确远多于错误，正确是主流，错误是支流；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审视、面对错误，并依靠自我修复能力不断恢复马克思主义政党顽强的生命力。在支撑起生命力的诸要素中，自我修复能力是核心能力，而政党核心能力“具有价值优越性、异质性、难模仿性、难替代性”，是一个政党“超越对手、竞争制胜的必备能力”。从自我修复能力的视角审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可以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如何跨越每一个历史危难时刻，如何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最终实现自我革命。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至少有六次自我修复的伟大实践。第一次是八七会议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给党带来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性转变。第二次是遵义会议修复“左”倾教条主义给党造成的危害，将党和红军从几乎陷于绝境的边缘拉回，再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三次是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摆脱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长期束缚，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政治保证。第四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践行“两个务必”思想的整风整党运动，为党在全国执政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作了思想准备。第五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实现了党和国家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第六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持续修复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在革命性锻造中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具有里程碑式的自我修复历史实践进行考察，中国共产党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相结合，具有极强的自我监测能力。自我修复往往具有事后性，依赖监测系统发现自身肌体存在的病症，是自我修复的逻辑起点和起步环节。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党外监督为辅、党内外监督同向发力的监督格局，这个监督格局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对从不同方面反馈的信息作出灵敏反应、及时启动自我修复程序。

       “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党内监督属于同体监督，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处于同一个体系之内，相对来说更容易发现问题。因此党内监督在整个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也是自我修复能力主体性特征的具体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中央不仅建立了党内监督专门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从事党内监督专责，还建立并依赖巡视、请示报告等制度来主动发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以后，“党领导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党内监督的意义更为重大”，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巡视、派驻机构的“探头”作用，把日常监督作为纪检监察机关的第一职责、基本职责，目的都是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增强党发现自身问题的能力。

       党外监督属于异体监督，在监督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这不仅因为其具有监督主体的广泛性、监督形式的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这还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决定了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为此，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运用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创构出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并通过全面覆盖的党组织体系和经常性的调查研究，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密切依靠群众帮助党发现缺点和错误。此外，民主党派具有“高层政治性和所联系社会阶层的多样性”，反映和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问题更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强调要虚心接受民主党派的意见建议，“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多党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势，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愈加焕发生机与活力，党中央“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目标一致、优势互补。2016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专章形式对“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作出规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又提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重要任务，进一步从制度化的角度确保了中国共产党自我监测能力的持续提升。

       第二，敢于直面自身的缺点和问题，具有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政党获得民众支持的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但世界政党政治不断更迭以及一些大党老党盛衰枯荣的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不犯错误，“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百年来的具体实践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讳疾忌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敢于公开承认错误，并由此赢得了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广泛的认同。八七会议在纠正大革命后期党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指出：“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既能为人民坚持真理、又能为人民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精神，大大增强了其在全国的声誉和影响力，徐特立、郭沫若等人也在此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也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仅严肃查处大量违纪违法问题，而且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再次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赢得了党心民心。

       “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十年浩劫，都与当时忽视和掩盖错误有关，导致小问题演变为大问题，党自身也遭受了极大磨难。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揭示了问题，使错误得以纠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次会议无疑具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对存在的问题不掩盖、不回避、不推脱，“该改的地方抓紧改，该治的病抓紧治”。

       第三，善于辨证分析问题，具有极强的自我诊断能力。缺点和错误是如何发生的、根源是什么，用什么样的分析工具去分析、认识，对于下一步自我治愈至关重要。毛泽东指出：“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中国共产党先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三次“左”倾错误，尤其“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危害严重，虽然每次都纠正了错误，但并没有真正找到犯错误的根源，“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子一样，受了这许多痛苦，还不知道这钉子从何而来”。事实上，无论是右的错误还是三次“左”的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思想根源如出一辙，即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而所谓“有不正确的观点”“估量不正确”等等，只是思想上的“表”，而非思想上的“里”。正因为如此，延安整风运动才把反对主观主义放在首要位置，从思想根源上铲除以往几次错误的“总病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间的矛盾，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作出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政治建设软弱乏力、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有关。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置于首位，正是基于问题症结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所论及，中国共产党不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工具强固自我诊断能力，不断为有针对性地自我修复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我诊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且以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条件、社会发展水平、人民认识水平来诊断错误。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历史经验时曾谈道，“即使共产党在分裂以前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但他“并不认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会被打败”。对这一历史问题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没有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既分析了领导人的直接责任，又指出“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中国共产党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没有把全局性问题作为一般问题对待，也没有把特殊问题作为全局性问题来处理，明晰地区分个人责任和社会历史因素，在自我修复过程中做到“对症下药”。

       第四，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具有极强的自我治愈能力。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作为在中国众多政治组织中一个力量弱小的党，却在与各种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成为无产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征程，迈向“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坚决割除不正之风和腐败毒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不正之风和腐败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和传染性，对党的危害最大，若不及时治理，会严重腐蚀党的肌体，消解党的自我修复能力。1926年8月，党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贪污腐化分子“给党以很恶劣的影响”，要求各地“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明确规定，“凡有严重的贪污罪行而须逮捕法办的共产党员，应首先开除其党籍，毫无例外”，随即开展的“三反”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党中央严肃查办刘青山、张子善等腐化堕落案件。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开刀，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刷新吏治，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

       持续消除非无产阶级思想，以保持党的先进性。“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但由于诞生后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党内，对党的先进性危害极大。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经常影响党和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理论的提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延安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一次刀刃向内全面割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毒瘤的思想教育运动，很多党员感叹整风运动使“自己的世界观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此武装全党，坚决防止和纠治党员干部思想上的“病变”，确保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步调一致前进。

三、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独特生成

       中国共产党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从诞生之日起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优良的自我修复基因，但优良的自我修复基因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优良的自我修复基因加上长期斗争历练和制度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演进的基本逻辑。

（一）自我修复能力的优良基因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和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中国共产党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自成立之初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秀品质，这些优秀品质中内蕴的优良自我修复基因也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思想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固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等特性决定了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理论都坚持批判的革命态度，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修复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方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初步实现了‘主义’与‘道路’的结合”，延安整风运动推动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拨乱反正”孕育了邓小平理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又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土壤。

       不谋私利是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价值源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时指出，无产阶级所从事的革命运动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 ，“大利”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是民族大义和每个人的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并且真正站在人民根本立场梳理、审视、解决自身问题，始终“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次次完成自我修复的深层逻辑。

（二）自我修复能力的动力构成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内忧外患之际，“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其肩负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崇高历史使命成为自我修复的内在驱动力。而其诞生时所处的残酷生存环境，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严峻外在生存压力，也推动着自我修复能力的构建。

       在现代政党类型学谱系中，有选举型政党与使命型政党之分。选举型政党是以参与选举为主要形态，以赢得选举并执掌政权为目标，但短暂的执政期限决定了政党的所有政策和目的主要服从和服务于竞选。使命型政党则“承载着追求更为公正、人道而合理的理想社会的强烈诉求，更多地视自身为人类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使其善于制定长期的执政纲领并为之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就确立了崇高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也兼具定向机制和动力机制的双重作用。作为定向机制，它指明了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一旦偏离方向就会进行自我修复。作为动力机制，它体现在党在顺境时能够克服骄傲情绪，化解懈怠的危险，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更重要的是，每次遭遇重大错误和挫折时能够振作精神，积极从挫折和失误中汲取教训，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

       政党的生存始终存在着外部风险挑战，而能否把外部的压力成功转化为自我修复的政治动力，是对政党自我修复能力的重大考验。自我修复越主动、彻底，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也越强。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身份出场，成立伊始就被各种反动政治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加以围剿。实践证明，外部生存环境越严峻复杂，中国共产党越重视自我修复能力建设。遵义会议矫正了党内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方面的弊病后，红军部队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病愈如初”，扭转了被动挨打局面。延安整风运动由于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自身凝聚力、战斗力得到极大提升，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通过主动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党内存在的政治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日益坚强，才能更加从容、有效地应对和化解百年大变局下的各种危机，尤其是以贸易摩擦为发端和表现的中美对峙、新冠疫情防控等外部重大风险挑战。

（三）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保障

       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需要一套有效的制度机制保障。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修复实践形成逆向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制度漏洞。同时，随着民主集中制、批评与自我批评、整党整风等制度的建立健全，党的自我修复能力又因为制度化保障而获得提升。

       民主集中制持续健全。中国共产党的二大纲领首次确认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党的六大党章明确规定“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党的七大党章首次对民主集中制作出科学表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阐明“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并对扩大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作出详细规定。民主集中制与党的自我修复能力密切关联，它既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扬党内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有利于党及时发现自身存在的病症，又能通过集中的方法，及时对自身病症进行“会诊”并开出“药方”，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自我修复的效率。

       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不断完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入总结自身建设经验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确进行自我修复的重要制度性手段。1923年6月，党的三大文件中提出“批评”的概念，1928年7月《中央通告第七号》提出“自我批评”要求，1930年10月《中共三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明确“自我批评”的四项任务，《斗争》还开辟“自我批评”专栏。由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挥了显著功效，党的七大将其写入党章并上升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三个显著标志之一，成为党内重要制度规范。如果把党的自我修复实践喻为一场“手术”，那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症的“手术刀”，因此也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

       整党整风走向制度化。开展整党整风这种阶段性集中教育活动，既是党自我修复的迫切需要，也是党在自我修复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制度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若干年搞一次全党性活动，就像一个肌体需要不断修复、康复、治疗、锻炼一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尽管无产阶级政党认识到自我修复能力的极端重要性，但是采取何种形式进行才能有效修复肌体又不至于分裂党，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有效地解决。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党的历史上自我修复实践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运用整风这种全党集中教育的形式对肌体进行全面体检和修复。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整党整风这一集中学习教育形式被党确立为一项经常性制度。自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十余次整党整风性质的集中教育活动，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

四、余论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不断检视问题、修复肌体，形成了通过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自我修复的良性循环的演进轨迹。这种良性循环的自我修复轨迹，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社会建设与民族复兴的理论张力和价值自觉，也推动着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双向互动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退出历史舞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掌握政权特别是长期执政之后，革命精神懈怠，免疫机能下降，自我修复能力逐渐丧失。

       准确理解和诠释中国共产党自我修复能力的历史呈现与生成逻辑，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与党的自我革命协同推进的要求，也是承续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和规律的基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各种不确定性，要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勇气，加强自我修复能力建设，持续提升自身政治“免疫力”和“自愈力”，把党建设成为具有超凡适应性和强大生命力的现代化强党，以开辟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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